从2025年开始，体内CAR-T突然成为跨国药企争相下注的新战场。礼来、吉利德、BMS、阿斯利康、艾伯维……这些巨头以数亿到数十亿美元收购临床一期甚至临床前的体内CAR-T公司。进入2026年，这股热潮仍在加速——礼来刚刚在4月20日以总金额最高70亿美元收购了临床一期的Colonia。
然而，大多数人对CAR-T的认知还停留在"百万一针的天价抗癌针"上。体内CAR-T到底为什么这么火？它和我们已经上市的体外CAR-T有什么不同？癌症真的有可能在20年内被治愈吗？
Eureka Therapeutics创始人兼CEO刘诚博士从哲学层面解读了CAR-T的本质——这不是另一个抗癌药，这是一场癌症治疗观念的革命。
刘诚博士选择从一个不寻常的角度开始解释CAR-T——不是科学术语，而是哲学。
传统的癌症治疗，无论是化疗、靶向药还是抗体药物偶联物（ADC），都遵循同一个底层逻辑：用外力杀死肿瘤细胞。这是一个"外来因子对抗体内病变"的模型。化疗杀伤所有分裂快的细胞（癌细胞分裂快，所以首当其冲——但毛囊细胞和骨髓细胞也被误伤）；靶向药试图找到癌细胞特有而正常细胞没有的特征，精准打击——但这仍然是从外部施加的干预。
CAR-T则完全不同。它的思想内核是：用患者自己的免疫细胞，通过基因改造增强其功能，去治疗患者自己的癌症。
"解铃仍需系铃人——这个癌症本身就是自体的细胞变成一个致病源。最终要靠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的激活和改造来把自己的病治好。" — 刘诚博士，CAR-T的哲学内核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观念转变：从"外部干预"转向"内部赋能"。免疫细胞本身就是体内的"警察部队"——它天天在血液和组织中巡逻。CAR-T所做的，不是制造一种新武器，而是教会免疫细胞识别坏人。
从技术上讲，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通过基因编辑赋予患者T细胞两个关键能力：一是"看得见"癌细胞（通过嵌入一个能识别癌细胞表面特定靶点蛋白的抗体基因），二是"不被抑制"（通过基因工程改造让T细胞在肿瘤环境中保持活性）。
"CAR-T本身是一个细胞治疗——它是一个活的免疫细胞去杀死活的癌症细胞。它不是装在瓶子里的一个死东西、一个化学成分。" — 刘诚博士
用刘诚博士的比喻：CAR-T就像一艘军舰，被装上了一个导航系统（嵌合抗体），这个导航系统能引导军舰找到目标——癌细胞表面的特定蛋白（靶点/抗原）。
但这个"活的药物"也带来了一个独特的监管困境：CAR-T到底是技术还是药？如果把它定义为技术，它就像换心换肝一样是个手术；如果定义为药，就要按药品监管。美国最终选择了"按药监管"——这导致每个病人的每一批CAR-T都必须单独完成质量检测（QA/QC），使成本居高不下。
CAR-T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清晰的技术迭代路线：
体内CAR-T的核心魅力在于：它保留了自体CAR-T的高疗效，同时解决了体外CAR-T的规模化瓶颈。它是一个"可以装到瓶子里的药"——可以事先大规模生产，分发到药房，像任何其他静脉注射药一样使用。
尽管概念完美，体内CAR-T面临着两个棘手的工程问题：
挑战一：专一性。人体内有40万亿个细胞、几百种类型。打进体内的基因编辑工具，如何确保它只编辑T细胞，而不去编辑心脏细胞、内皮细胞或血管细胞？"如果它去编辑内皮细胞怎么办？去编辑心脏血管细胞怎么办？"这是体内CAR-T必须解决的头等大事。
挑战二：剂量的不可控。体外CAR-T每一步都可以监控——做了多少细胞、给了病人多少剂量。体内CAR-T只提供"制造药的原料"，至于病人体内最终产生多少个合格的CAR-T细胞，完全不可控。用刘诚的比喻："这把种子撒进去，到底能发多少个芽、长多少棵树——不知道。只能靠天吃饭。"
不过，早期临床数据已经给出了令人鼓舞的信号。吉利德以高价收购的Kite体内CAR-T项目，在仅4-5个病人中取得了全部完全缓解（CR）且持续6个月以上的疗效。"从原理上证明这条路是可能走通的"，这也是大药企敢于提前布局的根本原因。
要理解为什么人们对CAR-T如此热衷，必须先理解它在血液瘤中创造的奇迹。
在CAR-T出现之前，晚期癌症药物的标准是什么？三期临床中如果有10%的有效率（即100个病人中10个的肿瘤生长被抑制或生存期延长），FDA就会批准上市。大多数癌症药的有效率在10%-20%区间徘徊。100个病人中有80-90个花了同样的钱、承受了同样的副作用，却没有受益。
CAR-T改变了这一切。在末线（所有现有治疗手段都已失败的）血液瘤患者中，CAR-T的有效率达到约90%。更重要的是，其中约一半的患者获得了近乎治愈的长期生存——第一代CD19 CAR-T已经跟踪超过10年，接近40%的患者至今仍存活，生存期超过7年。
但疗效并非均匀分布。CAR-T的疗效曲线呈现鲜明的"两极分化"特征：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约6个月——这意味着6个月时50%的患者已经复发或死亡。但那50%没有复发的患者，可以坚持很久很久——以年计算。当前的难题是：我们不知道哪些患者属于不复发的那一半，也无法让更多患者进入这个行列。
CAR-T在血液瘤中的成功并未延伸到实体瘤。肝癌、胰腺癌、肺癌、胃癌——这些占癌症患者总数90%以上的实体瘤——至今未能在临床上证明CAR-T可达到接近血液瘤的疗效。
原因有三重：
第一，浸润难。血液瘤的癌细胞在血液循环中，CAR-T回输后可直接接触。实体瘤是一个长在组织和器官里的"硬疙瘩"，T细胞需要一层一层地钻进去——这个过程极其困难。
第二，肿瘤微环境（TME）的免疫抑制。即使CAR-T细胞钻进了实体瘤，实体瘤内部也不是一个友好的环境。肿瘤设有各种抑制免疫细胞的"机关"——免疫抑制因子、调节性T细胞（Treg）、髓系来源的抑制细胞（MDSC）——让好不容易进来的免疫细胞"四肢无力，没有能力再发起进攻"。
第三，兵力悬殊。这是一个数学问题。一个直径10厘米的肿瘤含有约100-300亿个癌细胞，而每次回输的CAR-T细胞仅约2亿个。兵力对比1:100以上。而且不是每个CAR-T细胞都能钻进实体瘤——能浸润进去的T细胞面临的是百倍甚至千倍的癌细胞。用刘诚的话说："好汉难敌四手。"
CAR-T在杀敌时会自我扩增——杀一个癌细胞，T细胞分裂成两个——这本是它的妙处。但在实体瘤面前，这个优势被巨大的兵力差所抵消。
作者概括：攻克实体瘤不仅是让CAR-T进入新适应症的问题——它与解决血液瘤复发问题也密切相关。刘诚指出，晚期血液瘤患者的复发原因之一可能是"髓外肿瘤"（癌细胞从血液浸润到组织中形成实体瘤样的小据点）——一旦从血液瘤范畴进入实体瘤范畴，今天的CAR-T就无能为力。
CAR-T治疗的另一大隐忧是安全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即所谓的"细胞因子风暴"。在早期CD19 CAR-T的临床中，约15-20%的患者因严重CRS需要进入急诊室抢救，少数甚至因此去世。这也是为什么FDA要求CAR-T回输必须在急救室15分钟距离内进行。
刘诚博士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解释了CRS的根本原因：
"今天所用的CAR-T，它是把识别癌症细胞靶点的能力和激活T细胞的能力在分子结构上融为一体。它是把油门和方向盘焊死的。一旦冲着这个靶点去，就不停地激活T细胞，没有刹车功能。" — 刘诚博士
这个结构性缺陷导致T细胞一旦识别癌细胞就被持续激活——即使已经看见并开始杀死癌细胞，仍在被过度激活。T细胞过度激活后分泌大量细胞因子，引发CRS。
刘诚的公司Eureka Therapeutics的技术平台正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将识别系统和激活系统分成两个不同的分子，利用T细胞自身的自我调节能力——该激活时激活，不该激活时停止——从而从根本上消除CRS的来源。这是"治本"而非"治标"的方案。
基因编辑的精度是影响CAR-T质量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当前体外CAR-T主要使用慢病毒载体将CAR基因整合到T细胞的基因组中——但这个过程是随机的。制备2亿个CAR-T细胞，可能对应着1000到10000种不同的基因组插入位点。你不知道这个基因插入了哪条染色体、哪个位置——如果恰好插入到致癌基因旁边，可能激活癌变；如果插入位置表达效率低，则影响疗效。
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ennifer Doudna创立的公司Exelia（融资8200万美元）正是试图利用CRISPR技术实现定点插入——精确控制CAR基因插入到指定染色体的指定位置，确保安全性和高效表达。但刘诚博士也指出：这解决的是"制备过程中的质量可靠性"问题，而不是"CAR-T本身的疗效"问题。
刘诚博士提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视角——把人体理解为一个由4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社会"，相当于5000个地球人口。在这个社会里，心脏细胞负责泵血、肝细胞负责代谢、肺细胞负责气体交换——分工协作，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照人的寿命折算，这个细胞社会的"文明史"长达约100万年——它是一个高度稳定与和谐的系统。
那么在这样一个和谐社会里，癌细胞是什么角色？它是一个"去分化"的细胞——不再参与社会分工和劳动，却仍在消耗血液中的养分和氧气，并且丧失了繁殖控制，一变二、二变四。它的后代也都"不干活"。最后，它还学会了转移——从一个器官跑到另一个器官去"开分店"。
但关键在于：在免疫系统眼里，癌细胞是"自己人"。
"就像警察不会去对一个平民开枪一样——即使躺着睡觉，他是个闲人，你警察也不能随便对一个闲人开枪。我们的免疫系统看到我们的癌症细胞，它也是这样一个态度。" — 刘诚博士
免疫系统的本职工作是对抗外敌——病毒、细菌——而非攻击自身细胞。实际上，身体不允许免疫系统长期保持活跃状态（否则会导致红斑狼疮、关节炎等自体免疫病）。要求免疫系统自觉去进攻癌症细胞，是反直觉的——不是进化所设计的。
这正是CAR-T的妙处：不是等待免疫系统觉醒，而是通过人工改造，强制它去执行职责之外的任务——把"自己人"识别为敌人。
全球已有超过250家公司从事CAR-T研发，在研管线超过500条。中美几乎并驾齐驱——两国的临床数量不相上下，第三名被远远甩在后面。中国为什么能在CAR-T领域走得这么靠前？
第一，起步几乎同步。中国在化学药领域比美国晚了约100年，在生物药领域晚了约20年，但在CAR-T领域——中国的研发与美国几乎同时开始。没有代差，就没有追赶的包袱。
第二，临床反馈速度极快。通过IIT（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这一特殊监管通道，中国的CAR-T公司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获得临床验证——"好不好，可以非常快地得到反馈，不好就中断它，好就往下走。"这个反馈速度比美国快数倍。
第三，"病人红利"。中国癌症患者的数量和集中度世界无可比拟。患者高度集中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新药研发如果在这些医院开展临床，效率极高。美国的社区医疗体系虽然有其分级诊疗的优势，但对于癌症这样的重病，层层转诊反而可能延误治疗。
第四，工程思维的优势。刘诚博士认为体内CAR-T本质上是一个"应用工程"范畴的问题，不太涉及基础科学——"中国人只要是搞技术、搞工程，可以把最难、最尖端东西做成白菜价。"这就像电动汽车：特斯拉最早把概念打出来，但中国赶上和赶超的速度令人惊叹。
在成本端，中国的优势同样显著。美国CAR-T制备成本约15万美元（约100万人民币），而中国已能控制在40万人民币左右——且随着国产平替供应链的完善，仍有大幅下降空间。体内CAR-T加上中国制造，有可能让这个曾经的天价疗法进入普通工薪家庭。
CAR-T的监管一直是个微妙的平衡。美国将CAR-T定义为药品监管——这使得每个病人的每一批CAR-T都必须单独质量检测，成本居高不下。CAR-T先驱Carl June博士曾在美国FDA的公开会议上警告：中国更灵活的政策将导致中国在CAR-T领域超越美国。刘诚博士听到这个消息时"肚子里就笑——这已经超越了。"
中国的策略是一个折中方案——818号令确立了双轨制：如果CAR-T只在单家医院使用，按技术管理（IIT）；如果要全国范围商业化，则按药品监管（CDE）。这既鼓励了创新和快速验证，又保证商业化产品的质量可控。
但这套体系也并非没有隐忧。中国过去十年在细胞治疗监管上"摇摆过几次"——最早的魏则西事件就是细胞治疗监管缺失的惨痛教训。如何在"百花齐放"鼓励创新与"保护每一个百分之一百的患者健康"之间取得平衡，仍是"一个世纪难题"。
节目最后，刘诚博士给出了一个乐观得令人激动的判断：最多20年，癌症将被治愈。
他特别澄清了"治愈"的定义——不是消灭所有癌细胞、不是让所有人都永不患癌，而是：
"我希望人不要死于癌症，至少大多数人不要死于癌症。当一个人不幸被诊断得了癌症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啊我要死了'，他会想到说'哎呀真麻烦，我得去看病了。'把癌症变成一个可以治疗的疾病，不是被判死刑的疾病，可以跟癌共存的。" — 刘诚博士
这个判断的底气来自于从化疗到靶向治疗再到免疫治疗的三次观念飞跃。今天的癌症治疗已经达到了"解铃仍需系铃人"的哲学境界——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治愈自己的疾病。"在哲学上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下面的问题需要的是技术手段。人类的智慧在解决技术问题上从来都不是问题。"
未来的格局可能是：体内CAR-T解决成本和可及性问题，让大多数癌症患者用得起；体外CAR-T保留其质量控制优势，应对最难治、最晚期的肿瘤。"就像任何社会里最后奢侈品和普通工业品共存一样。"
"解铃仍需系铃人——最终要靠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的激活和改造来把自己的病治好。" — CAR-T的哲学内核
"CAR-T不是一个装在瓶子里的死东西，它是一个活的免疫细胞去杀死活的癌症细胞。" — 为什么CAR-T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药"
"油门和方向盘焊死——你一旦冲着靶点去，就不停地激活T细胞，没有刹车功能。" — 细胞因子风暴的根源
"就像警察不会去对一个平民开枪一样，即使躺着睡觉，他是个闲人，你警察也不能随便对一个闲人开枪。" — 为什么免疫系统不攻击癌细胞
"疗效不是问题，生产成本才是瓶颈。" — 体外CAR-T的核心矛盾
"把癌症变成一个可以治疗的疾病，不是被判死刑的疾病——可以跟癌共存的。" — 20年治愈愿景的定义